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因病去世。

在面对一众人十分不解的疑问中，李敏十分淡定地解释道:

“贺麓成是爸爸的亲侄子，也是亲外甥，我爸爸生前一直想要见一面这个侄子，如今成了这样，就让他们见上最后一面吧，所以我这才把贺麓成加进了名单里。”

到了1983年，此时距离毛主席逝世已经相隔7年，在相关部门要给毛主席的三弟毛泽覃颁发烈士证书。按照以往的流程，必然需要对烈士的生平有所了解，尤其是看他有没有亲人在世。而在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原来，在毛泽覃逝世之前，其实是有两个儿子的，长子毛楚雄于1946年牺牲于战场之上，次子毛岸成至今却下落不明。最让人们奇怪的是，调查人员并没有发现关于毛岸成死亡记录的记载，也就是说，这位毛主席的侄子，可能依然存于人世，只是他到底去了哪里？

毛泽覃一家因为均已逝世，所以给调查工作其实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尤其是没有相关信息能够他们提供线索。因此，他们进一步扩大资料的收集范围，终于在毛主席逝世之时的守灵名单之上发现了毛泽覃次子的名字，只是这个名字却是“贺麓成”，而不是“毛岸成”。

两相矛盾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也是一头雾水，毕竟这种事情可是十分重要的，一旦搞错，影响也会十分强烈。在更多的调查之下，他们进而确定贺麓成便是毛岸成，尤其是结合李敏在毛主席逝世时的解释，也就确定了贺麓成是毛主席的侄子。

只是，在了解之后，工作人员更是疑惑，既然贺麓成尚在人世，为何却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何要改名字，现在的他究竟在哪里？

为了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调查人员在民政机关的信息系统里发现了关于贺麓成的档案资料。此时，一个关于贺麓成的精彩故事才真正展开，他是国防部五院的航天 科技 研究专家，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功勋。

1934年10月，红军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决定进行战略性转移，进而开始长征的进程，为了保证相关事宜的处理，毛泽覃、贺怡夫妇便决定留下来主动承担更多任务。

在困难的环境下，毛主席与贺子珍的第三个孩子毛岸红还不到2岁，而如此小的孩子，根本无法跟随队伍进行前路未知且面临诸多危险的长征，于是，留下来的毛泽覃夫妇便负责照顾毛岸红的成长。

在红军大部队开始长征之后，敌对势力便对根据地展开了疯狂围剿。害怕毛岸红落入敌人之手，他们只能选择将他送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中抚养。

1934年12月，毛泽覃接到命令，需要前往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而此时的贺怡因为怀有身孕，且即将临近产期，便没有随丈夫一起，她带着父母前往赣州，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她不知道是，这一别，便是永远。

1935年2月，贺怡诞下一子，取名毛岸成。

在生下孩子不久，因为相关局势的需要，贺怡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只能交给人民群众来抚养。而为了尽可能地掩人耳目，尤其是让更少人知道孩子的身份，她为孩子改名为“贺麓成”。

贺取于自己，“麓”代表湖南岳麓山，“成”表示中国的革命必定成功。

到了1935年的一天，贺怡正在召开一个会议，结果这时两名同志匆匆赶来，说要给贺怡当面汇报一个重要信息。

而心感不妙的贺怡，也突然明白了，问道：“是不是泽覃出事了”。

两位同志只能点头，向贺怡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听闻之后，贺怡的泪水已经淌满脸面，尤其是此时的毛泽覃还没有见过自己三个月大的儿子。

但是，艰难的环境里容不得太多的悲伤，贺怡根本没有时间消化丈夫去世的消息，尤其是此时还有更多的任务等待她来处理。

1940年，贺怡不幸在韶关被捕，为了保守组织的秘密，她曾吞金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因而狱中饱受折磨。周恩来总理听闻此事之后，赶紧出面交涉，也终于将贺怡换了回来，又将她辗转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养好身体之后，贺怡又必须投入到工作之中。至于寻找贺麓成的事情，她一直没有时间。

直到1949年8月之时，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之后，组织便派人将贺麓成送到了母亲身边。此时的贺麓成已经14岁，他之前也只是听说母亲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他也终于见到了自己阔别多年的母亲。

在找到贺麓成之后，便是需要寻找毛岸红。

1949年11月，贺怡带着儿子贺麓成等一行人前往赣南寻找毛岸红，但不幸的是，路遇车祸，贺怡重伤死亡，贺麓成被压断了腿。

此时的，母子二人仅仅相逢3个月，却成了天人永隔，这一切让贺麓成备受打击，因为这一刻，他真正成为了孤儿。

母亲的离世让贺麓成一时难以接受。姨妈贺子珍担心贺麓成的成长，便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家中，将他当作亲生儿子影响。而为了让贺麓成更好的成长，贺子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她不断告诉贺麓成：不要靠父母的牌子过日子，更不要沾毛家的光，像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自强自立。而这也让贺麓成从小树立了极为正确的价值观，靠着自己的努力真正改变自己的人生。

作为毛主席的侄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身份。但是因为贺子珍的教导，让他明白，作为烈士的后代，他需要做的是将父辈身上的精神传承下去，真正成为一个对中国发展有贡献的人，而不是活在昔日的光环之下。为了让自己摆脱更多更多因素的影响，他选择继续使用“贺麓成”这个名字，也向别人隐瞒了自己的身世，他只是希望能够以普通人的身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1952年，凭着自己辛苦的努力，贺麓成被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化专业录取。

怀揣着对祖国做贡献的心愿，贺麓成在大学期间努力学习，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学识，真正对国家有所贡献。

1956年，贺麓成以优异的成绩，顺利从大学毕业，而毕业之后，是出国深造自己？还是留国自主研究？

当时的他确实已经收到了苏联的录取通知书，但当时中苏关系影响，贺麓成在抉择之下，最终选择留在国内，真正从科研实力之上改变中国。

1956年l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绝密的气氛中宣告成立，聂荣臻元帅担任院长。该院成为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这一研究院诞生之后，急需调集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业务能力又拔尖的精兵强将。1958年初，一身戎装的贺麓成来到钱学森麾下；1961年，贺麓成成为中国第一批导弹工程师。但是，因为当时的新中国导弹研制事业是绝对的机密，踏入这里就几乎代表着与世俗的分离。

在五六十年代里，这样的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在今天看来导弹研制事业是一个十分高大上的工程，但是在当时，因为技术条件有限，很多资料必须一点一点 探索 ，尤其是不能向周围人讲述。所以，这些人就好像从人世界消失了一样，默默无闻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尽力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实力。

1959年，李敏结婚之时本想邀请贺麓成，因为贺麓成与李敏其实因为贺子珍的关系，两人颇为相熟，只是当电话打过去之后，怎么也找不到她，最终也只能作罢。而当时的贺麓成已经进入导弹研制机构，所有的个人信息几乎成为了保密文件，当贺麓成知道李敏结婚的消息之后，已经过去了很久的时间，贺麓成给李敏匆匆复电，向她表示道贺，但是当李敏问起他的消息之时，他只能一言不发。

毛主席对于这位素未谋面的侄子，其实一直十分想念，因为毛氏一家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能够有亲人的存在对于毛主席来说也十分珍惜。而贺麓成也同样想要见见毛主席，尽管不是抱着寻亲的目的，也只是想要和全国普通人民一样，希望能够见见这位伟大的人物。但是因为工作使然，他虽然在北京工作，其实却始终难见毛主席一面。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点火升空，准确命中1000公里之外的预定目标，从此翻开我国导弹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听闻此消息的毛主席，十分高兴，特意发信到基地之中，只是毛主席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历经艰辛的团队里面，就有他29岁的侄子。

1980年，国防部五院终于开始评定高级职称。贺麓成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系统第一个被评上高级职称的人，所以他的职称证书上印着“001号”。除了航天专家钱学森博士那一代之外，贺麓成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航天专家。

对于贺麓成的一生来说，他本可选择更为捷径的道路，但是他放下虚名，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敬佩的！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因巫蛊案的牵连，下狱论死，依常例将于十二月被处决（冬末行刑此天人相应之意），十一月，时任 中书令的司马迁写信到狱中，此信后人题为《报任安书》，或用任安的字，题为《报任少卿书》。 巫蛊事件中，太子发兵杀死武帝所任命的使者江充而后在走投无路中自杀，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查究此案的官员直接受命于武帝并对他负责。而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我以为这信中的很多话实是司马迁对武帝的宣言，应该不是过度的阐释。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见《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不无羡慕的说法乃是“尊宠任职”，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信，是“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恐怕对方在突然间被杀，那么自己将无从对之一舒愤懑，而死者也会遗恨无穷。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经是自己当下的归宿，他准备和任安承担同样的命运。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我读书少，未曾见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深痛的思考。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以其尚存人世而怏怏，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太史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内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精神高贵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 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报任安书》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钱钟书《管锥编》）的文句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犹有未足，篇末继言受刑之后身心迷恍，至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王元化说，每读《报任安书》总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千古以来，人同此心。 其实死可以结束这一切。当时司马迁如果不愿接受宫刑，他也可以选择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却成为司马迁最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说此时就死，也就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古者富贵而名摩（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无数的生命存在过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富贵者也不能逃脱身死名灭的结局，唯有卓杰之士在这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刻司马迁需要一个卓杰的证明，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如果说撰作《史记》曾经有过各种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威权。《高祖本纪》描述汉王朝创立过程中一股活泼泼涌动的无赖气是真切而令人发谑的；《封禅书》则以平缓庄肃的调子十足铺陈了武帝假天自神的演艺，而篇末的跋语更特地指出：“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徐复观以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要义便在解析封禅的神话，“把人与事的表里表达出来了，也即是把掩蔽在庄严仪式后面的由专制、侈泰、愚妄结合在一起的事之里与人之里，表达出来了，使后人得透过由专制权力所散布的虚伪的历史资料以把握历史的真实。”（《论史记》）思想便这样以它的光照见雾中的历史。 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所以，我们从《史记》中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轻如鸿毛。《报任安书》说到这里几乎是呼喊：“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凭着《史记》宣称自己已经洗刷了苟活的耻辱。书已经藏在了能够藏的地方，托付给了值得托付的人，现在就是被杀一万次（案“戮”多解为“辱”的通假，然本字可通，无须别解），又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这难道不是对有权杀人者的挑战吗？全文最后一句更是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够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 班固为司马迁写传没有记录他的死，只是在赞语中惋惜他不能明哲保身；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则说他“有怨言，下狱死”。《报任安书》即是“怨言”，“下狱死”也合于武帝好杀的性情，卫宏应该有他的依据吧。《史记》一书后来经司马迁外孙杨恽之手开始传布，而杨恽又被宣帝处以腰斩，是否因为《史记》的缘故则各说不一。要之，西汉皇室与司马迁一家的怨仇，可以算是很深。 要说汉武帝当然是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人物，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苏辙所说：“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在他的手里社会思想的生气遭到扼杀，“倜傥非常之人”逐一凋零。但那时至少还有司马迁，人们追怀司马迁不仅是因为千古不朽的《史记》，也因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见得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彻底淹没，权力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未见得一无所成。 算来孟子做中国的“亚圣”资格很老，但因为他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犯上的话，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想有命吗！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身居高位者才会有的念头，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不过，有人愤斥这是对权力者的谀谄，我却觉得不尽然，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对此多说无益，他们自己玩自己，关人甚事。